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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无撤销权，但法院可以不受行政登记的拘束而独立自为判断，当然也就容许法院偏离行政行为。

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应当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社会学习模式，即政府要尊重社会、向社会学习，充分吸收社会本身的诉求和信息，并将之转化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该条款第1句话说明了国家的任务方向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宪法作为各种社会子系统的统一规范平台和链接，必然要求国家担负起风险预防的义务。这对于提升经济系统和科技系统的风险预防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干预这个概念，只有当国家行为刻意针对相对人，并使用命令和强制，且对其产生直接的不利法律后果时，才构成干预。在德国法上，该条款的规范目的既包括对当下风险的预防，也兼及对代际正义的维护，其规范功能包括四个方面：（1）构成立法、行政和司法具体化的宪法依据。例如，《食品安全法》鼓励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虽然法律规定的是一种鼓励，但是这种行为依据企业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和保费经济杠杆的下浮、上浮，对企业食品生产经营成本和投资方向的潜在影响也非常大。

至于在个案中如何裁量，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得依风险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在1978年的第一卡尔卡案中从宪法审查层面第一次区分了风险与危险。对此，可以按照实质合宪性审查三阶层分析框架来具体展开：按照基本权利教义学的传统理解，干预不能包含预防行为。

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与回应，尝试初步建立风险预防的宪法学理论框架。必要性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以完成适当目的为前提。（3）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一个理论方案是，审查非强制手段的行使是否会导致另一个基本权利事实上的放弃或停止，若接纳某一个非强制的预防手段会实际上导致另一个基本权利不能有效行使，则该手段已经构成限制。

由此，在社会保障领域，立法者对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予以具体化时，必须斟酌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合理确定养老、就医等方面的给付水平。典型如《食品安全法》第43、114、115条规定的鼓励保险制度、约谈制度和公益举报制度等。

在另一些风险领域，宪法则侧重保护与改善。从规范语句出发，我们可以从中国宪法文本中提炼出7个风险领域：（1）对于国家面临的整体性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协调。在现实中，三者处于一种渐变的光谱之中，立法者的判断需要更加精细和准确，并妥善运用价值判断进行立法裁量和归类。手段能否合理地完成特定目标中的合理属于工具理性范畴，应以能否完成目标而非目标本身的正当性作为标准来判断选取是否妥当。

传统国家保护义务要求立法者通过民法和刑法的规制，防止第三人对基本权利的侵犯，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第一卡尔卡案中的阐述：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1项第2句，所有国家权力都有保障人性尊严的义务，因而国家负有尽一切努力及早认出风险并以合宪的必要手段来克服此种风险的义务。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德国法上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根基在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前者认为基本权利在本质上暗含特定限制，这种限制不需要立法者从外部专门规定。风险是指有证据表明某种损害后果可能发生且立法者有能力预防，立法者的相应义务在于排除。

风险的损害后果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如环境污染对人身体的影响，不安全食品对人健康的损害，往往不能直接、立刻被经验感知。中国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规范体系包括监测-评估-控制反思-协调-学习处置-转移-分散和完善-发展-容忍四种规范形态。

在社会理论看来，风险意识的形成是人类世界观重大转变的表现，是人与环境、人与自身关系重大调整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对工业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例如，行政机关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遵守公开的程序要求，就是因为只有公开结果和说明理由，才有可能通过公共监督来检验这些理由和结果是否符合宪法要求。

二、风险的宪法教义学建构 宪法教义学必须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炼出风险的含义，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建构。由于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与财富分配紧密相关，因此风险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普遍性的全球社会现象。从而，对损失的观察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潜在损失，它与系统对自我决定的观察和判断有关，这种损失就是风险，由系统本身的决定和决策造成。判断是否构成更小程度的限制可以从限制的范围、后果、持续性三个要素展开分析与比较。对于非强制型的预防手段，则需要比较和分析此种手段的社会成本，如食品安全领域中的有奖举报和惩罚性赔偿是否会增加经济成本，催生职业打假人而增加社会治理成本，都需要考虑。例如，《食品安全法》第63条规定的有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危害的食品应该立即召回，这必须建立在相关风险领域的学术和技术标准之上，通过考察立法材料加以综合判断，并需要寻找可能存在危害人体健康的实质证据。

1976年的《德国废弃防护法》将标准修改为查明科技现状，要求行政机关不必追赶科技前沿，只需了解目前的发展水平。第二，最小限制而非较小限制。

即便是那些被证实的联系，也要经受长期的系统化质疑。为此，宪法尤其强调国家机关在各种活动中保持向社会和人民开放的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风险是技术过剩的产物。因而，每个社会子系统都会通过法教义学操作发展出适应各自风险预防需要的知识体系。

《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至于什么是保护以及改善到何种程度，同样属于立法者面向未来的形成空间。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学层面提炼出国家的风险预防义务，那么就无法对具体部门法的制度设计给出妥当的合宪性指引与评价，风险预防的法体系也将缺乏宪法支点。（2）风险与基本权利的接近程度。我们首先要在法律上区分 风险与危险。

第二，因果关系的可证明程度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将区分危险、风险与剩余风险的法律构成要件归纳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贝克在此基础上深刻阐述了风险与危险的区别：第一，来源不同。这类预防本质上是通过信息、数据利用与披露等手段改变相关市场主体的偏好或选择，为消费制造障碍或助力，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这也是集中力量谋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针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德国宪法上一般分为以强制力为基础的预防和以非强制力为基础的预防两种教义学类型。

第二，要进一步判断依照当时的科学及技术水平，相关措施是否能够有效阻止损害后果发生。（2）无须规定专门限制条件的预防和必须规定专门限制条件的预防。工业革命早期的航海、探索新大陆等冒险活动都是个体性的，是不具有传播性、不会产生大规模无序性的危险。必须注意到，现行宪法既是一部高扬人权保障的宪法，也是一部有着既定国家目标与任务、充满实践智慧的宪法。

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方面，在德国法上又叫可能形成之风险的种类。进而，立法者是否通过立法尽到了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职责，尤其是《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生命健康权保障义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提出了国家义务判断的三阶模式：（1）危险制止，（2）风险预防，（3）可忍受之剩余风险。

（3）对于法律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追究尊重和保障。（6）对于科技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保护改善和发展。

这里损失的标准即是随着社会发展与立法者的认知而变化的。例如，对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第42条规定的劳动权（包括经营自由），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基本权利都需要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行使，会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认为预防是内含在它们概念之中的限制。